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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在籌備新政協的日子里

瀏覽:1625 來源:中國統一戰線新聞網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20/01/15 【字號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即“五一口號”),共23條。其中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一發表,民進就立即表示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
 
  “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1948年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團體領導人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稱贊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產黨一起“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同時,民進在香港還單獨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指出:本會對于中共的“五一口號”,以十分的興奮心,同意其號召,并望中國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起而響應,一致奮斗!
 
  《宣言》對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將召開的新政協,是完全由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臨時代表商討國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封建主義反動派,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者,不會再讓其幽靈復活,混進革命的陣營,更沒有美帝國主義者陰謀魔手鬼祟出沒的余地。因此,新政協必須產生各階級各黨派的政綱,以為互相尊重的契約,以為實現獨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先決步驟。”“新政協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須有神圣的約束,必須有誠心誠意給中國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務精神。”
 
  《宣言》最后表示:“本會誓為實現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一《宣言》,是民進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它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這是民進在中國“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斗爭實踐中作出的正確抉擇,它標志著民進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個質的變化。
 
    協商討論政治協商會議的施政綱要
 
  要實現中共“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首先要統一對本次政治協商會議性質的認識。1948年5月中旬,馬敘倫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中,將新政協與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作了比較,指出兩者有質的不同。他說,重慶政協會議“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的妥協。”而“這次的政協,是民主方面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議,只是‘和衷共濟’的而不是妥協的”,“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的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對參加新政協民主黨派的標準,馬敘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無疑的是一貫主張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現,有群眾的擁護,可以代表全國性的政治團體。”這些意見,得到了在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認同。
 
  1948年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文件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文件首先指出,民進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1.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2.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3.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臨時性的)。
 
  根據第一項要求,民進提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應該采取一致行動,訂立反對中途妥協以及在各自的斗爭中盡可能靈活運用民主政略,配合軍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務的行動公約。根據第二項任務的要求,民進提出了對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這項綱領分總則、人民權力、政治、軍事、財政及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社會等九部分。
 
  《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是民進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它與后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要徹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為了更好地開展新政協的各項籌建工作,爭取及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幫助安排下,在國統區和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層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陸續進入解放區。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進入華北解放區;王紹鏊于10月由香港抵達東北解放區;12月,馬敘倫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許廣平等一起也轉抵東北解放區。隨著民進領導人進入解放區,民進開始了在解放區的活動階段。
 
  平津戰役打響后,國民黨反動統治面臨絕境。美蔣集團一面組織殘余軍事力量,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垂死掙扎;一面玩弄新的和平陰謀,爭取喘息時間,以便卷土重來。在此情況下,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義人士”,出來“奉勸”共產黨對敵人“憐惜”“仁慈”,接受美蔣集團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張以長江為界,搞所謂“南北朝”。蔣介石也發出“求和”聲明。對此,中共中央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偽法統、改編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八項和平談判條件。
 
  馬敘倫深知除惡務盡方能奠無疆之大業的道理。1949年1月22日,他與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彭澤民等55人,聯名發表了題為《我們對時局的意見》的聲明,表示:毛澤東先生發表的對時局的宣言,“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項條件,這正是對于蔣介石所提出的無恥要求的無情反擊,我們是徹底支持的”。同日,民進在香港發表了《為爭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蔣介石的“求和”是“企圖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發展,挽救他將被滅亡的命運”。《宣言》提出,為了實現國內永久和平,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解放革命的目標下……徹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邀請已在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討,提出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報送中共中央。文件內容包括:1.新政協召集問題;2.新政協人選問題;3.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地點問題;4.新政協準備討論的事項等。經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將該文件草案電發中共東北局高崗、李富春,請他們約集已在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7人就其中諸項問題正式征求意見。10月21日,王紹鏊代表民進出席了由高崗、李富春召集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第一次座談會。與會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張,并希望將出席新政協的各單位盡快組成。23日,王紹鏊出席第二次座談會,就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組成進行協商討論。討論中王紹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單位的意見。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復,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作為新政協的籌備單位。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華南分局,將經過與在哈爾濱各民主黨派領導討論修改過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轉發他們,并指示將該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濟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進馬敘倫等,“并由潘漢年、連貫分請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征詢他們的意見”。
 
  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和反復協商,11月25日,高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對《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共同協議。至此,籌備新政協籌備會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據共同協議,民進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的組成單位之一,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各項工作,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戰役勝利結束,中國共產黨立即邀請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受在哈爾濱的馬敘倫的委請,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關民主黨派的會議。
 
  在西柏坡,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的親切接見,毛澤東并與嚴景耀、雷潔瓊作了徹夜長談,使他們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對于這次會見,雷潔瓊在2011年7月21日接受江漢大學特聘研究員馬社香訪問時回憶說:
 
  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處感到熱氣騰騰。我們被引到一個大會議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領導人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來站在旁邊一一介紹。晚上中共中央請大家一起吃飯,像老朋友一樣邊吃邊聊,主要談當前局勢以及建立新中國問題。吃飯時,我主要是聽大家談。毛主席幾次用目光鼓勵我。飯后,大家言猶未盡,仍聚在一起繼續談話,氣氛非常熱烈。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只有答疑和討論之別。我向毛主席提出一個問題:美國和蘇聯都贊同中國“劃江而治”,在國際和國內有不少擁護者,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毛主席的話令在場每個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陽迎接民主人士入關。行前,周恩來特親筆給馬敘倫、許廣平寫了信,委請林帶交馬敘倫、許廣平(注:信中稱為彝老、景宋兩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兩先生:
 
  得電逾月,尚未作復,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則無時或已。茲乘林伯渠同志出關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來2月14日
 
  這份信函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民進兩位領導人的深切關懷和重視。
 
  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民進經過民主協商,一致推舉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梅達君、徐伯昕、林漢達、雷潔瓊為正式代表,嚴景耀為候補代表,出席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另外,趙樸初作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鄭振鐸作為全國文聯代表,葛志成作為全國教育工作者候補代表,馮少山作為全國工商界候補代表也參加了大會。馬敘倫還被推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
 
  會議期間,王紹鏊、趙樸初擔任大會《政協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許廣平為《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周建人為《政府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雷潔瓊為《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委員,馬敘倫、鄭振鐸為《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員,馬敘倫并為該委員會召集人。民進代表積極投入到各項籌備工作。《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的前身即“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的第六小組,馬敘倫為組長。該小組曾于7月10日以新政協籌備會的名義發出了由周恩來簽發的《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種應征稿件2000多件,其中國歌歌詞350余件。
 
  關于國歌,馬敘倫和沈雁冰(第六小組副組長)曾向籌備會報告,提出:“經本組慎重研討,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行有計劃征集一次,將選取者制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后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懷仁堂隆重開幕。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因而國歌未定是被關注的一個大問題。9月22日,政協全體會議決定設立六個分組委員會,原第六小組改為“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原第六小組改為審查委員會,但名稱中沒有“國歌”字樣,說明國歌問題當時難以審查制定。
 
  《毛澤東傳(1949—1976)》引述了一段新史料: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意見。參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在這次座談會上,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他說:“我們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是制作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也有的委員提出需要修改歌詞。周恩來表示,就用原來的歌詞,他說:“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了。”毛澤東也同意歌詞不改。與會者一致贊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
 
  提議每年的10月1日為國慶日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30萬人集會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民進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和兩側的觀禮臺,出席了為世界所矚目的盛大典禮。毛澤東主席向世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
 
  10月9日下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許廣平發言說:“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議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林伯渠委員也發言附議,要求討論決定。毛澤東主席說:“我們應作一提議,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當天會議一致決議,通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的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會議中,通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案,送請中央人民政府采納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這個建議是符合歷史實際和代表人民意志,決定加以采納。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茲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從此,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典被稱為“開國大典”,并以這一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日子。從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便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盛大節日。
 
  新中國成立以后,民進的工作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毛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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